在城镇化机制中，强调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主体的作用是该阶段市场经济作用的体现。其一，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起点嗍，而且由于其外向化、市场化的特征，乡镇企业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工业化、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和地方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聊q；其二，珠江三角洲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低成本的土地与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加入到了全球化的过程中，以香港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向珠江三角洲转移，使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成为促进城镇化的动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约80％的香港厂商已经在珠江三角洲设厂，香港塑胶业的80—90％，电子业的85％、钟表业和玩具业的90％都迁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册。其后，台湾的rr产业，主要是电脑周边产品，通过香港持续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到2l世纪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而且，由于产业的转移，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j；0估后厂。区域—体化空间格局嗍。
321世纪初—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研究的深化
2l世纪初，面对全球化下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如何提高城镇竞争力是当前较为重要的课题。不可否认的是，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从香港和台湾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的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末端。由此引起了—个重要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作为珠江三角洲城镇化动力的产业发展是不是具有竞争力嗍。21世纪初，波特(MichaelPorter)的产业集群与竞争力研究的引入，似乎找到了答案，因为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量的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如东莞长安(电子)、虎门(服装生产和贸易)、大朗(服装)、南海西樵(纺织印染)、盐步(内衣)、石湾环城(童装)、张槎(针织)、中山沙溪(休闲装)、佛山石湾(陶瓷)、南海南庄(陶瓷)等。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家精神有利于产业的创新和持续的发展嗍，出现了类
似意大利产业发展‘第三条路。的机会嗍，产业集群也成为理解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动力之一Htl。但王辑慈在2001年有一个观点值得现在高度的重视，她认为在珠江三角洲，特别是东莞出现了以“弹性生产”为特征的新产业区(NewIndustrialDistrict)，但由于是国外企业标准化产品生产，与本地联系较少，多是‘‘松脚型工业”(FootlooseIndustry)，当区位条件变化时将再次发生转移，使之有可能出现‘空洞化”现象，对嗷速工业化的农村”地区存在潜在的影响。
进入2l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开放，全球化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资本与信息的流动，大型设施的网络化，以及信息流的加强和信息港的建立，包括珠江三角洲在内的沿海地区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H溯，或构成中国典型的都市连绵区嗍。该时期，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强调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对“国际都市。和‘城市地区“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仅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城市蔓延热潮，而且政治与文化全球化会对城市进行的重塑脚日产生影响，在这种背景下。Global-Region将成为珠江三角洲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方向，并将出现城市密集区、全球枢纽、城盟地区、独特文化区、扁平化网络等特征14，该区域正由区域性的空间演化为全球性的战略地域即。
这一阶段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对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的反思。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由于珠江三角洲耕地大量流失和环境污染现象日益严重[49口01，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具体体现在珠江三角洲城镇区划演变和‘城中村”两个方面。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珠江三角洲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与财政分权和分散的土地集体产权单位密切相关【，l】，具有双轨城市化嘲和半城镇化∞l的特征。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土地资源以及企业联合构成了发展的联盟(Develop-mentState)if4．ss]，形成”碎化”(Fragment)的城镇空间现象嘲，并使城镇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闻，城镇土地蔓延和各自为政的现象就会出现。为避免这种现象，就应该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来协调政府的经济发展行为。事实上，2000年和2002年广州和佛山分别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调整，而且都是撤县设区的‘集权式”调整，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与行政区划的耦合演进过程，这种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突破封闭性、利益排他的行政区划体制，成为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现实而有效的途径。p7蜘。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广州和佛山的行政区划调整模式会不会削弱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1611，“自上而下。行政管理能否更有效的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实施成为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城中村”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早在1990年代末就受到学者的关注16确rl。城中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中村高密度和混乱的建筑形态及其布局，严重缺乏的城中村内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导致城中村内部居住环境出现日益恶化的倾向嘲：大量外来人口导致居住人口混杂、治安问题高发等湖；同时，城中村的农民主要依赖土地出租生存，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嘲。尽管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是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共识阳嗍。但有关城中村作为一种勺蜒单位制‘的存在口t和城中村是农村集体组织自我完善过程1721的判断，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释了城中村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态及其相应空间的演变过程，是在财政分权和不完全土地集体产权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组织与城市政府在城市拓展过程中的空间均衡。
行政区划调整和城中村的研究都强调了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作为微观主体的行为，是把城市空间再组织视为一种政治过程，强调不同级别政府间及城市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互动以及政府战略、地方政府和地方社区角色的作用嗍。大量规划研究成果在珠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和管理中得到体现，2004年，由建设部和广东省建设厅组织了<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的编制工作，以城镇空间管治为核心的发展思想和协作规划的过程，充分
体现了在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多主体、多利益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一协调与可持续发展>(1995--2010)发展协调与管理。
4展望：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的转型
城镇化是一个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城镇化动力的产业发展始终处于空间重构的状态。以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为标志，构成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出现了迁移。如据2007年6月份深圳市贸易工业局调查显示嗍：2005年—2007年6月，深圳市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罗湖、南山、宝安、龙岗四区已经或打算外迁的企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499家：而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调查阅，在珠三角受访的香港3nm企业中21．7％表示会考虑迁移，其中24．7％迁往中国内地、23．3％迁往珠三角以外的广东地区，17．8％考虑迁往珠三角环保产业园，其他的考虑迁往内地其他省份。产业升级尚未完成，而原有低成本的区位优势又在变化，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面临转型的压力。近几年，珠江三角洲各市镇已经开始一系列的转型现象，如兴办产业转移园区，鼓励‘腾笼换鸟。优化土地利用，建设新城中心集聚服务业等等。在外部压力下，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将会出现转变，如何转?新的路径与格局是什么?这些都将成为研究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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